清代民族政策较之前代更为成熟而富有成效，它直接推动了承德历史文化的发展。承德历史文化以源远流长的滦河流域文明为母体，以清代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为主要促成因素，并有着四个重要的标志或载体，即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外八庙和热河文庙。
　　
　　一、清代民族政策的两大特点：因俗而治与分而治之
　　
　　由于清朝采取了因俗而治与分而治之的和谐的民族政策，所以才维持了清朝三百年的稳定。
　　　　清代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承德历史文化的母体
　　                            ——源远流长的滦河流域文明
　　
　　承德地处滦河北岸，古称滦阳，位于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塞罕坝这道天然的屏障减弱了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承德因此形成了天高气爽、夏季清凉的独特气候，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雨量充沛、河流众多，以滦河为主流，闪电河、小滦河、伊逊河、武烈河等支流纵横，润泽着这片植物茂盛、动物繁多的沃土，为先民们提供了理想的生息繁衍之地。这也恰好解释了滦河流域及与之相邻的内蒙古草原、辽河流域为什么成了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等以“逐水草而居”为特点的游牧民族崛起的摇篮和驰骋的牧场。
　　据有关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情况可知，承德曾先后存在过较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游牧文化及农业文化，滦河流域文明可谓是源远流长。笔者认为，在清代以前，滦河流域文明曾先后出现过五次高潮，即以红山文化遗址为标志的第一次高潮，以燕文化为标志的第二次高潮，以唐朝铜镜文化为标志的第三次高潮，以辽文化为标志的第四次高潮，以金代北方农业兴盛为标志的第五次高潮。辽金以后，承德历史文化的发展相对放缓。元代的承德大部分成为蒙古民族的游牧地区。明初，承德先后属北平府、北平行都司和兴州五卫。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明成祖将大宁（今承德平泉、内蒙古赤峰一带）、兴州等卫所迁于长城以内，承德一带遂成“边外弃地”，蒙古贵族常常驱劲骑由此南下抢掠，甚至威胁京师。在战争的扰害下，承德人烟日稀，许多古城变成了废墟。明穆宗时，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一带，对这里的古长城进行了重修或整修，这段长城保存至今，在承德境内自宽城经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由古北口出境。明末，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一度势力强盛，承德一带又变成蒙古人的游牧之地。
　　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滦河流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却在十六国时期和元末明初被人为地中断，从而导致滦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出现了一些空白点，直至清朝“康乾盛世”才得以在民族政策实施的强有力推动下获得新生，并形成了滦河流域文明的第六次高潮。这也就是狭义上的承德历史文化，亦即本文所指的承德历史文化，它有四个重要的标志和载体：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外八庙、热河文庙。
　　
　　三、清代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是承德历史文化成型的主要促成因素
　　
　　（一）抚绥蒙古的执政方针是承德历史文化得以成型的政治基础
　　清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在加强各民族团结的同时，更强调满蒙一体，以求在稳定内地的同时有效巩固北疆边防，故其势必要在各项政策上向蒙古倾斜，从而使一度荒凉的承德因此得到了开发建设的千载良机。这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开发木兰围场，整军习武，使蒙古部落“畏威怀德”
　　满民族以骑射起家，围猎原就是他们最常用的狩猎方法，并由此锻炼出一支勇悍的八旗劲旅，得以与明朝抗衡并最终取而代之。故此，满洲贵族为保持武威之势，在入关定鼎以后也常常去南苑甚至出塞打猎，从多尔衮到顺治帝再到康熙帝都不乏此举，康熙帝尤好此不疲。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在平定“三藩”战事已逐渐取得优势的形势下，康熙帝出塞北巡，祭遵化孝陵后出喜峰口，首次来到承德，驻跸喀喇河屯，而后会合当地蒙古贵族北上，视察了地处蒙古草原东北角的塞罕坝一带。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他再次出塞北巡，至塞罕坝一带故地重游，以漠南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敬献牧场的名义，创设了木兰围场，整军习武，筹边任贤，安抚蒙古诸部，由此拉开了康乾盛世的序幕。此后一直到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清帝共在木兰围场举行秋猎１０５次之多，其中以乾隆时的行猎活动最为壮观：“自旧藩四十九旗暨喀尔喀、青海诸部分班从围，绥辑备至。洎平西域，远藩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布哈尔，朝谒踵集，唯恐后时。土尔扈特亦挈部众万里来庭。” [１]
　　清政府不仅继承了以往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曾行之有效的羁縻政策，通过封爵、赏俸、联姻、朝觐等手段，政治上扶持笼络，经济上优待厚赏，而且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一是在原有“年班”制度的基础上催生了“围班”制度，发展了边疆部落首领朝见皇帝的新制度。原来例行朝见清帝的各部落首领，按年度于十二月封印前到京，无故不来者予以惩处，因各部落久居高寒地区，其人到京后易受热出痘，常以入塞为惧。康熙帝为更好地联系和管理蒙古诸部，决定让未出痘的蒙古部落首领随从秋猎，趁势在凉爽宜人的木兰围场接见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围班”。其二，每次的秋猎都声势浩大，真枪实箭，是绝好的军事演习。通过围猎活动，加强对八旗子弟兵的训练整顿，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大有益处。其三，蒙古各部王公也参加围猎，猎物多者可受到皇帝赏赐，在围猎后的宴会上还常常举行号称“塞宴四事”的“诈马”（骑生驹）、“什榜”（蒙古乐队演奏）、“相扑”（摔跤比赛）、“教”（驯马表演）等文体活动。借声势浩大的秋猎炫耀清朝强大的武力，对各部落首领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慑，使蒙古王公们在倍感恩德之余无不心怀凛惧，甘心对清廷效忠。清廷恩威并用，既丰富了民族政策和活动的内容，又达到了整军习武、巩固边防的目的。
　　
　　２、重视行宫作用，建立处理国内外重要事务的新模式
　　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夏，摄政王多尔衮出古北口避暑游猎，决定在喀喇河屯筑建避暑城，命户部加征直隶等九省丁银２４９万两，以备工用。同年冬，多尔衮到承德一带打猎，病死于喀喇河屯。顺治帝亲政后，下令停建避暑城，并于次年四五月间出塞北巡，过独石口，巡视了多伦诺尔、喀喇沁、四旗厅一带，曾驻跸喀喇河屯，进古北口还京。此为入关后清帝出塞北巡及到承德之始。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后，为解决北巡和秋猎的中途休息、往来辎重和各种用品储存等问题，从京城至木兰围场一线陆续修建了３１座行宫，如石槽行宫（在今密云县白龙潭风景区）、两间房行宫（在今滦平县两间房乡）、长山峪行宫（在今滦平县长山峪乡）、桦榆沟行宫（在今滦平县陈栅子乡桦榆沟村）、喀喇河屯行宫、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波罗河屯行宫（在今隆化县董存瑞烈士陵园）等等（诸行宫自兴建后几经变化，或裁撤，或坍毁，现在除热河行宫大体保存完好、石槽行宫重建、东庙宫存山门及宫墙外，其余均已无存），其中以喀喇河屯行宫最早发挥作用，热河行宫则规模最大，地位和影响也最重要。

    清帝重视行宫的地位和作用可从契丹、女真族的“捺钵”习俗中寻觅到渊源。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常年与草原、山野及变幻不定的恶劣气候打交道，“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而畋鱼，岁以为常”[２]，至辽代就形成了“捺钵”制度。“捺钵”为契丹语音译，汉语意为“行在”，即指皇帝的行宫所在，“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辽帝处理军政大事多在“捺钵”，金代亦然。蒙古入主中原以前完全仿效辽、金的四时“捺钵”，而入主中原后则改为夏秋出塞，春冬居城，沿途修建行宫，随时召见臣下处理政务。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康熙帝北巡塞外，在喀喇河屯行宫度过了５０寿辰。同年，避暑山庄开始动工修建，８年后基本建成，从此山庄就成为清帝每年避暑与处理军政大事的活动中心。例如：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乾隆帝在此大宴厄鲁特蒙古四部上层贵族，庆贺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的胜利；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乾隆帝在此接见率部万里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首领渥巴锡；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乾隆帝在此接见自后藏万里东行来庆贺乾隆帝７０寿辰的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等。可见，就避暑山庄的功能和作用来说，远非一般行宫可比，实为清代的第二都城和政治中心，尤其是在便于笼络各民族上层人物这一点上来说，更是连京师也无法与之相比的。
　　
　　３、兴建外八庙，以宗教手段巩固满蒙联盟，收“万法归一”之效
　　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１３～１７８０年），为实施尊崇喇嘛教、笼络蒙藏贵族以安定边疆的国策，康、乾二帝在热河行宫外围、武烈河畔陆续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１２座皇家寺庙，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外八庙”。
　　乾隆皇帝借庆贺６０大寿、皇太后８０大寿边疆各部首领来贺之际，不惜１５０万两白银的巨资，仿西藏喇嘛教中心布达拉宫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在该庙的红宫主殿，乾隆帝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御书题额“万法归一”，以示天下万法以此为正宗总舵。这当然是别具深意的。喇嘛教盛行于蒙、藏地区，活佛们在蒙藏民众中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特别是居于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势力浩大，根深蒂固，这样对清朝皇帝实施“大一统”战略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清廷不仅让四大活佛并尊，分而治之，而且还要把皇权意识注入蒙藏上层人物的精神信念里。当他们在木兰围场、热河行宫觐见过皇帝后，又到普陀宗乘之庙叩拜，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喇嘛教的中心在这里而不是在西藏，喇嘛教的信徒固然要忠诚于活佛，但更要忠于清朝皇帝。
　　外八庙是在清朝安定北部、西部边疆过程中陆续建造的。边疆民族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事关清朝的“大一统”能否最后实现。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碑文中留下了许多清朝对准噶尔部分裂势力斗争以及怀柔蒙、藏部落的历史记录，故山庄和外八庙既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见证，又是清朝中央政权实施“大一统”政策的产物。
　　
　　４、在调整和改革行政机构时，提升承德地方机构的级别
　　清初承德之地大部分属直隶省，清代史籍中所载承德之最早地名是“哈伦告鲁”或“哈伦廓勒”，为蒙古人的牧马场，汉文地名就是“热河”，有一个名叫“热河上营”的小山村（在今市内火神庙一带），可谓“名号不掌于职方”[３]。但热河之地“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北压蒙古，南制天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当时中原沟通东北、蒙古的必经和近捷之路，很快就受到了重视。自举行木兰秋猎和避暑山庄兴建以来，热河一带一跃而成为天子的“夏宫”、“陪都”，地位陡升，来来往往的各阶层人士逐年增多，馆驿、客栈、衙署、官宅、酒肆店铺、茶楼戏园也随之而生，很快就出现了城镇雏形，至康熙晚年已有“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４]之景。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设围场总管衙门于隆化唐三营，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设热河直隶厅，为承德设立衙署之始，后又置热河驻防八旗，其总管衙门在今东大街原热河省政府之处，雍正十一年又改为承德直隶州。此后，热河、承德二名相袭并用，流传至今。当时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均隶属于皇家内务府，外八庙直属理藩院。
　　地方行政机构的不断升格，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城镇的发展。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由原有的总管改设热河副都统。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设热河兵备道。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复热河直隶厅。到乾隆中叶，热河已发展成为联络关内外、商业发达、市井繁荣的大都会，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者甚至认为这里的繁荣不亚于北京。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改置承德府（府署在避暑山庄宫墙南、大榛子沟东麓一带，原为热河理事同知厅和承德州衙所在），辖平泉州、滦平县、丰宁县等二州五县，包括今河北长城以北，汤河流域以东，内蒙古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以南，辽宁松岭山以西地区。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平泉州由雍正七年（１７３０年）所设的八沟厅改置（１９１３年又改设平泉县），因该地平地涌泉，泉水冬暖夏凉，清澈长流，乾隆三十八年立碑“平泉”而得名；
　　滦平县是由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所设的喀喇河屯厅改置，治所在今滦河镇，以地濒滦河且兼有向往太平之意，故称滦平县；
　　丰宁县由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所置四旗厅改设，取“丰芜康宁”之意而名。
　　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年）设热河都统署（副都统正二品，都统从一品，本职与三品的总管一样，都是主管八旗驻防事务），衙署仍在原总管衙门，辖区东至今辽宁境内，北达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巴林旗等地，西包古北口、喜峰口。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夏，嘉庆帝按每年惯例秋猎木兰，一路上照常处理政务，因路上中暑，抵达热河行宫后即病倒，殁于烟波致爽殿西暖阁。道光皇帝继位后，清朝国势日衰，木兰秋猎不复举行。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析博洛和屯（又作波罗河屯）、郭家屯、张三营三巡检地建隆化县，次年归属直隶省承德府。
　　
　　（二）对塞外的经济开发是承德历史文化得以成型的经济基础
　　
　　１、庄园的继续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清入关之初实行圈地、投充、流人等民族压迫政策，在京畿大规模圈占官民土地，建立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兵庄田，河北各州县汉民多流离失所，难以为生，有的投充旗下为奴，有的就逃往漠南蒙古察哈尔、喀喇沁两部控制的承德牧区开荒种地。如此情形引起关内汉族地主和农民的极大不满，民情激愤。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康熙皇帝于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亲政后，立即下令停止“圈地”，提出将口外闲地开禁的政策，在长城以北（包括承德在内）垦荒种田，把察哈尔、喀喇沁两部控制的承德牧区分别划为皇室、王公贵族之直属领地，设立庄头，役使壮丁，或招汉民垦种牧地。户部遵谕于次年二月提出以“古北等口外空闲之地，分拨八旗”，当年从京畿迁１３８所大粮庄到承德，此旗地所征之赋税主要用于供应承德驻防八旗兵丁及其家属。清廷移民垦荒、开发庄园，使承德的农业得到很大发展，粮食产量大增。据统计，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口外粮食除自给自足外，已陆续进关销售，不久就撤消了米谷不准进口的禁令；到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承德府及其所属三州县有旗地约１７７９１公顷，民地３４４１公顷，所产粮食除食用和外销，还在热河建立了粮仓。
　　农业生产的发展还体现在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推广及新品种的引进上。康熙帝亲自在京师中南海丰泽园种了几亩御田稻，并向全国各地推广。在热河行宫动工时，康熙帝就命人在热河泉北侧萍香泮之后开出一片御瓜圃，其东北部低洼处建稻田一方，御瓜圃里种上了瓜豆果蔬，稻田里则播种了从京城带来的早御稻并获得成功。康熙堪称是最早在承德种水稻之人。

    四、历史的启示
　　
　　承德历史文化的这些重要载体堪称是清代民族政策的活化石，集中反映了盛世帝王的大一统情结，这种大一统的治国思想又是承德历史文化的精髓所在。自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迭兴，交替执掌承德地区的发展大权，至清代盛世，汲取了前代治国的经验教训，把强悍进取的游牧民族精神与淳朴的农耕民族精神融为一体，民族政策成熟而卓有成效，其具体表现是不再和亲、岁币、修长城，而代之以辽阔开敞的围场、秀美的皇家园林和富丽堂皇的皇家寺庙，体现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强大巩固。
　　承德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避暑山庄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外八庙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寺庙群，普乐寺中的千手千眼佛是世界上最大的木佛，木兰围场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狩猎场。承德历史文化还充分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汇的多源性、集粹性、包容性，如外八庙的建筑就融汇了多民族的建筑艺术。从历史渊源看，承德历史文化与滦河流域文明一脉相承，密不可分，而从其本质看，当是宫廷文化与平民文化、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多元性地域文化。